罢工是不是一种权利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作者：邵建　日期：2010-07-27

“挑唆别人闹事、罢工的人，应当受到严惩。”广东佛山一位港澳政协委员上交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法规严惩这些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人。对此，佛山市人社局负责人回应，称佛山市正加快出台对停工事件的处置预案。他透露，目前也确实发现个别人在业内不同企业经常带头闹事，甚至煽动员工采取过激方式“维权”，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并将研究对策(据7月23日《南方都市报》)。

提案者是一位企业老板，属于资方。应答者代表政府，他的倾向已经明确。这里没有工人的意见，但意见可想而知，肯定反对这方面的立法。看起来这里是三方，但政府方因其有GDP的诉求，其利益较为靠近资方。看佛山人社局负责人的回应，多少说明问题。笔者本人从来没有注意过劳资问题，但因为利益无涉，是个纯粹的第三者，因此想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尝试着看看这样的立法是否可以。

在法治国家，法是用来保障权利而非禁止权利。这是定则一。但一个权利主体可以侵害其他主体，这时静止的法律就要动起来，按其侵害程度予以追究。这是定则二。罢工是否可以立法，首先在于罢工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如果可以，就不宜事前立法而禁止。这符合定则一。但如果工人在行使该项权利时造成对资方的侵害，那么，法律当然需要追究。这符合定则二。在这里，定则一比定则二更优先也更重要，它直接关涉立法的提案是否能在上位法那里说得过去。

工人有工作的权利，也有不工作的权利，这无庸非议。如果一个工人因工资低而不满，自然可以离开，这是他的不工作的权利。但，他还想继续工作，只是对现有的工资状况不满意，因此，希望通过罢工的方式以达到加薪的目的。那么，这样的罢工举措是否合适纳入权利范畴呢？很显然，罢工要成为权利，有一道致命的障碍，即工作开始时签订的契约。在契约中，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和工资等，至少都是双方同意的。按照契约原则，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则等于违约。难道违约可以成为一项权利吗

违约固然不可以视为权利，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即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否可以看作权利。工人进厂时，招工条件由资方开出，固然等同于契约；但工人作为个体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条件，他是接受了这个契约，并没有参与契约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份契约看似平等，但也隐含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另外，契约既定，如果若干年未变，但工厂规模扩大、工人数量增加，这意味着资方利润的增长。然而，假如增长的利润更多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上，而工人的工资总量却一直没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否有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呢？

推论至此，我个人斟酌认为，即使在契约的约束下，工人依然应该有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如果说工人进厂时，那份契约并没有包含工人的意见，当工人进厂和资方结为一个共同体后，它可以也应当有表达自己看法和诉求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利，并且是重新签订契约的权利(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该权利在行使时，可以是个别反映，可以是联名上书；如果这些都未奏效，逻辑上它也可以是罢工。这都是权利行使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不妨视罢工为一种权利。何况在现实情况下，工人相对于资方，毕竟还是弱势。认可工人罢工的权利，也符合罗尔斯制定社会正义原则的一个原则，即在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平等的情况下，公正原则的制定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工人，或称农民工，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当然，这里必须恪守权利对等的原则，否则对资方也不公正。如果工人有罢工的权利，那么资方则有解雇罢工者的权利、不发罢工期间工资的权利等。并且，当工人加薪的要求满足后，由罢工期间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则应由劳资双方同时承担。

如果罢工可以视为一种权利，那么，开头那个实质上是禁止罢工的提案就行不通了，它不符合保障公民各种权利的宪法。当然，正如立法不可以禁止权利，而权利一旦侵害他方权益，法律却可以提起诉讼。因此，法律的作用，不是在罢工前，而是在罢工后，尤其是当罢工出现打砸机器、殴打管理人员等暴力行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