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敲门走进一群红卫兵，好象还有北京来的，我们的第一次抄家开始了。其实我们家没有什么可抄的。在我当年那个家中连家具也是公家的，抄走的主要是信件和一些生活费。从那以后，父亲看完信后都随手烧掉，不再保留。抄家的细节已经不太记得了，但那种私生活被人随意撕扯开来的难受感觉终身难忘。面对家中的一片狼藉，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突然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当年，我们的父辈在忙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在乎，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那是革命工作。直到有一天革命工作被别人描绘成反对革命的工作，我们才知道这一工作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抄家发生在白天，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它却那么黑暗。其实那一夜结束了我的童年，只是我们还来不及感受。让我真正长大的是另一次更彻底的抄家。

 第一次抄家后，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为了表示比红卫兵更革命，将我们赶到一处工房中居住，当然也是与人合租的。这是要父亲到群众中去接受监督。过去我们也唱无产者的高调，但现在才真正理解。公家的房子、家俱原本就不属于我们，一点祖产父亲也给捐了，父亲停发了工资，改发生活费，工作是写检查和挨批斗。我们的开销主要靠母亲的工资维持。不过造反派似乎并没有想放过我们。

 现在想来那一天似乎特别长，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父亲却还保留着摆弄花草的习惯，有一盆我认为是草，父亲却坚持说是兰花，一天父亲兴奋的叫我到阳台上去看，那盆兰草爆出的花蕾。在我的记忆中，连日的阴冷中，那是如此暖洋洋的一天，父亲的笑容也如冬日中的阳光，这是我们被扫地出门后久违的笑容。然而，在阳台上我们却看到开来了一卡车的人，有着第一次抄家经历的我们一下子明白随后将发生的事情。

 我和妹妹，当时只是两个小学生，迅速做出了分工，她带着生活费逃离现场，不到天黑不要回来，而我在家等着造反派。现在想来，多么幼稚，为什么不两个都跑呢？这一切甚至来不及征求父亲的意见，因为家中的开销原来就是我们在管理。父亲当时在干什么？如今竟然想不起来了，也许是在换衣服，他总是要换上正式的衣服，体面的迎接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几十年过去了，我原来以为在这场抄家中，将来我最会记住的是造反派批斗我和打我的情节，其实不然。今天记忆最深刻的竟然是造反派上楼的脚步声，我已经有了抄家的经历，再次面临抄家时已经知道恐惧，造反派上楼时那杂乱的脚步声，竟留下雷鸣一般轰响的记忆，在这一片轰响中我是那么渺小，那么无助，任人宰割。其实造反派很快就上了楼，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一片轰响竟是那么长，世界仿佛屏住了呼吸。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怕楼梯上的这种响声。

 经过上一次抄家，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可抄的，重点竟然是那些花草，说是修正主义的闲情逸致，这原也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今天都想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去保护它，造反派进来的时候，我分明还是那样的害怕。其实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那些花草，也许我当时只是想保住那盆我说是草，而父亲说是花的东西。我很快被几个造反派架开了。我第二次冲上去的时候，开始将一盆盆花草推下阳台，一边推一边说：“既然是修正主义的，那就谁也不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不计后果，也许只是不想让那盆刚刚爆出花蕾的兰花落入造反派之手。我的行动，让底下围观的群众发出一片惊叫。

 我的行动彻底激怒了造反派，如果一卡车的造反派，众目睽睽之下的抄家行动，只能带回一些摔碎的花盆，他们的行动就太失败了，红卫兵至少搜出了很多信件。他们会怎么对我，怎么对我父亲就可想而知。更何况，我在围观者的眼中只是一只困兽，只有狠狠的用口号加拳头来教训我们，才符合观赏的要求。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父亲被他们拖入厕所进行了加餐。父亲以后一直没有向我讲述在厕所发生的情形，因为如果不是我的鲁莽，是不会有这次加餐，这次抄家和批斗都可能更文明一些。但父亲却从来没有指责过我的鲁莽。父亲的习惯改变了，终生再也没有养花草。以后，家人曾经多次劝他赋闲在家养养花草，他都拒绝了。

 这次的抄家使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小学时我一直担任大队长，曾经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别的家长也常作为教育自己子女的榜样。在新的环境中我只是一个走资派的狗崽子（这是当时的称呼），陪父亲挨过斗，居住的地方从外到里贴满了标语，这是为了便于革命群众的监督，因此，有人会在我后面吐口水、扔石头。原来小学的几个同学远道来看我，当他们的目光停留在我家中那些随处可见的，打倒我父亲标语时，我问他们什么感想，其实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他们回答什么也没意见。而且，正是这些标语指引他们找到了我的家。他们还是不知如何掩饰的孩子，而我已经不是了。从市中心来到他们眼中的乡下，原本还想去抓蟋蟀的，这些标语让他们没有了兴致。不久以后他们的家庭也都开始了类似的磨难，这就是南下干部的新命运。

 《南下》作为电视剧固然可以在39集停下，也可在40集停下来，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停不下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下》的编导似乎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当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六十岁的时候，还想用十岁的眼光来理解那段生活。十岁时的得意举动，以六十岁的年龄来看，应当视为疯狂。几十年之后还试图用五六十年代的思维来图解生活，虽然有细节上的真实，却难掩认识上的幼稚。编导不可能不知道南下干部随后经历的磨难。几年之后那些南下干部及其子女的所思所想，是我们可以回避的吗？其实几年之后，那些历经磨难的人对《南下》原来所描绘的那段经历，也会有再认识的。如果编导者是伪装的天真，那就更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