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到上海电视台记实频道一个叫《堕落的白衣天使》的记录片，讲的是在1933一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考斯伯伊仑（音）的精神病院以及波兰奥斯维新集中营中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那里一些医生甚至是极其著名的医生扮演的却是杀人者的角色。为什么这种情况能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持续进行，由此想到一场大革命中的两种人。

  一种人是为了追随革命。一些残疾人、孤儿、犹太人、反纳粹人士，以医学的手段剥夺生命。为什么一群以挽救生命为天职的人却会毫无愧色的行使刽子手的职能呢？理由是“革命”。以“革命”的名义，淘汰劣等的人种，而繁衍优质的人种。在“社会主义”、“革命”大旗下，一些反人类的暴行可以心安理得的进行。

  另一种人是对所谓的“革命”保持沉默。德国人事后在总结纳粹暴行时说道，当希特勒在制造国会纵火案时，很多人觉得与我无关，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纳粹强调血统论时，很多人觉得与我无关，因为我不是劣等民族；纳粹在残杀残疾人时，很多人觉得与我无关，因为我是正常人；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时，很多人觉得与我无关，因为我是德意志民族。这也是希特勒能一步步取得成功的原因。

  依我看来，持续十年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纳粹的暴行尽管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在摧残人性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德国对自己的暴行进行了反思，而我们没有，因此今天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赞扬这场“革命”。在笔者《骑虎“南下”》的博客后，看到了一个褒“虎论”而贬“猫论”的留言。褒“虎论”：“时代公平的社会状态、有理想有斗志的思想状态，”；贬“猫论”的“一切向钱看，严重贫富分化，贪污腐败，为富不仁等”。

  留言者显然将乌有之乡当作温柔之乡，并以这种视角来抹黑邓公的“猫论”。事实上，当年没有农民工问题，因为农民根本不可自由流动，随便进城务工；当年也没有富翁问题，地主、土豪、资本家都斗倒了；贪污不如今天厉害，是社会财富总量与今天不能比较，有些制度设计使你也不必贪污，例如，领导人的宾馆永远不会对普通百姓开放。同时，以“猫论”的视角看，绝不会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坐视不理，只是方式不同。“猫论”的领导人还积极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虎”绝不会比“猫”温柔。

  “虎论”讲“大同”，“猫论”言“小康”；“虎论”追求“共性”，“猫论”强调“个性”。作为一种理论，“虎论”是从“阶级斗争”的概念出发，而“猫论”是从实际出发。这就是为什么两者的交锋会从“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开始。表面看来，当年的争论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今天的很多故事会有昨天的原素。只是有时我们的记忆太差，以致于将“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深重的事件淡忘了。人类的记忆也是有选择的，失忆有时可能只是为了忘记最痛苦的那一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场大革文化命的灾难也不是凭空而降。笔者也是在红卫兵走进家门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命运其实和那些被我们慷慨激昂指责的地、富、反、坏、右息息相关，我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当所有的人都在讲公平的时候，其实是应当警惕的，稍不留神，我们会忽视最大的不公。